怎样写赋体散文,怎样写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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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古代散文》作业

一、解释题

1、春秋笔法:以一字为褒贬,寓褒贬于叙事之中,含蓄谨严而带有倾向性的文字,人们称为“春称笔法”。

2、知人论世:《孟子•万章下》云: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。”孟子认为要正确掌握作品的精神实质,单从作品本身分析是不够的,还需要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。

3、赋:“赋”的原意是“铺也”,即“铺陈其事”,是《诗经》的一种表现手法。到了战国后期,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体,始见于荀子《赋篇》,盛行于西汉。这种文体,形式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,以内容的铺陈夸张和辞藻的绮丽纷繁为其基本特征。

4、清峻通脱:指建安时期的散文风格。所谓清峻,即简约严明,指用语简捷,词气峭厉,反对烦琐迂腐。所谓通脱,即随便之意,指率心任性,表达真情实感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不受经学的束缚。

5、苏海韩潮:苏轼、韩愈两家古文皆具雄浑豪迈风格,故以海潮为喻。谓文章波澜壮阔,纵横自如。

6、六一风神: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,即使在强烈抒情时亦如此。平易自然是宋代散文的共性,委婉曲折则是欧阳修散文的个性。所以欧阳修散文别具一种回旋跌宕的韵味,形成了感慨唱叹、委婉曲折,从容自得的所谓“六一风神”。

7、古文:“古文”同当时被称为“今文”的骈文相对举。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、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,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,所以称“古文”。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。

8、四六文:骈文讲究对偶、辞藻、用典、声律,句式以四字句、六字句为主,又因李商隐把他的骈文集取名为《樊南四六》,故骈文又称四六文。宋代的骈文叫宋四六。

9、文以明道:道是目的,文是手段;道是内容,文是形式。文应当为道服务,即指文学的形式应当为正宗的儒家思想服务。

10、不平则鸣:则更多地偏重于发抒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,抒写作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遭遇和心声,要求散文紧密联系现实。

11、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: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。

12、义法:“义”,即“言有物,”主要在于“阐道翼教”,或“助流政教”,也就是说必须依据儒家经典的宗旨来叙事论理。“法”,即“言有序,”主要指文章的布局、章法与文辞,而对文辞的具体要求是“雅洁”。

二、简答题

1、先秦散文的"深于比兴”、"深于取象”。

答:“深于比兴”,“深于取象”。陈骙《文则》卷上丙:“《易》之有象,以尽其意。”指出了《周易》具有“取象明理”的艺术手法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•易教下》更说:“战国之文,深于比兴,即其深于取象者也。《庄》、《列》之寓言也,则触蛮可以立国,蕉鹿可以听讼。《离骚》之抒愤也,则帝阙可上九天,鬼情可察九地。他若纵横驰说之士,飞箝捭阖之流,徙蛇引虎之营谋,桃梗土偶之问答,愈出愈奇,不可思议”。所谓“深于比兴”,“深于取象”,是指文章富有形象性,大抵指善用比喻,多用寓言,这确实是先秦散文的一大艺术特征。《尚书》中就有“若网在纲,有条而不紊”、“火之燎于原,不可向迩”等有名的比喻,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的比喻也非常出色,特别是荀子常常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一个问题。《战国策》有七十余则寓言,《庄子》一书,“寓言十九”,《韩非子》全书寓言三百余则,居先秦散文之首。寓言在先秦很兴盛,我国的有名寓言大多产生在先秦,但它们不是客观存在,而是散文作家运用它们以增强说理的形象性和说服力。

2、《春秋》记事的特点。

答:《春秋》文辞简略,叙事简若大纲,往往一二短句便记一事,有点类似今天的标题新闻。《春秋》突出的特点是寓褒贬于记事的“春秋笔法”。《春秋》叙事“简而有法”,用语严谨精确,一字不苟。《春秋》所叙笔触灵活,错落有致,语言精练,序次分明。

3、《冯谖客孟尝君》是怎样刻画冯谖形象的。

答:《冯谖客孟尝君》中的冯谖也是战国时期形形**策士中的一个典型。他愿为知己者效力,有其卓识,深谋远虑,审时度势,利用诸侯间错综关系为孟尝君巩固其在齐国的地位。文章刻画冯谖的形象,欲扬先抑,层层深入,愈转愈奇。开始写他“无好”“无能”,却再三弹铗而歌,要求优待。一旦有了车又像小人一样向朋友炫耀。后来写他自告奋勇为孟尝君收债“市义”,行为出人意料而又荒唐奇特。直到孟尝君去相归薛时,方看出冯谖的高明。而此时冯谖却又有更远的谋虑,要为孟尝君“复凿二窟”。到全文结束,冯谖深谋远虑的奇士风采才充分展现出来。文章还通过孟尝君左右之人对冯谖“笑之”、“恶之”,孟尝君对冯谖“市义”之举“不悦”等描写,来反衬冯谖的奇异性格和不凡见识。

4、《论语.侍坐》中人物的性格特点

答:孔子的和蔼可亲、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;子路的直爽鲁莽;冉有、公西华的谦逊谨慎;曾皙的淡泊洒脱;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5、孟子散文的艺术特点。

答:《孟子》文章的突出特色是讲究论辩艺术。在论辩中,他特别注意论辩方法,讲究论辩技巧。孟子用设喻的方法,由私到公,由小到大,层层进逼,后使齐宣王无辞以对,只得“顾左右而言他。”“孟子长于譬喻”(赵岐《孟子题辞》),他善于运用具体生动的比喻说明事理,陈述主张,变抽象为具体可感,化深幽为浅显明朗。孟子的文章具有尖锐犀利的文风,磅礴雄健的气势。有一种雄伟之气,奔放之势。孟子论说,常常直言无隐,毫无顾忌,词锋逼人。孟子论说常运用排比、顶真、反问等手段来增强言辞的气势。《孟子》一书的文章形式比《论语》有所发展,将简明扼要的语录,发展为长篇大论。它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由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过渡的重要发展阶段。

6、贾谊、晁错散文的异同。

答:贾谊和晁错都主张重农抑商、削弱诸侯势力、抗击匈奴侵扰,为文皆疏直激切,尽所欲言。但贾谊颇有迂阔之论,不如晁错之文具体切实,极少空疏之谈。贾谊之文富于文采,有战国纵横之风;晁错之文气势恢宏,明快畅达,论析透辟,冷峻严谨,颇有先秦法家之风。

7、为什么说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”?

答:所谓“史家之绝唱”,首先,这是集先秦、汉初之大成的文史著作,分量之大,卷帙之多,内容之丰富,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它记事博大精深,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**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,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。

其次,《史记》结构之严密,体制之完整,也可以说是空前的。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通史体例,给后世史家树立了法则。

再次,是《史记》表现出的秉笔直书的“实录”精神,这一点不仅是空前的,而且,至少在阶级社会里,也是绝后的。

8、中唐、北宋古文运动的异同。

答:北宋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,它和唐代古文运动在提倡古文这一点上是相同的,但也有不同之处;第一是北宋古文运动是和诗歌革新运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,唐代古文运动就不是这样;第二是唐代古文运动在改革文风方面,主要是反对浮艳纤弱的文风,北宋古文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,还要反对艰涩怪僻的倾向,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缺陷。

9、“唐宋八大家”称谓的由来。

答:“唐宋八大家”,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,唐宋时期出现的八个有杰出成就的散文作家的合称。他们是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。

10、韩愈散文的语言特点。

答:韩愈的各体散文,各具特色,而气势磅礴,雄奇奔放,波澜曲折,富于变化是其总的特色。这一特点是说韩文如河海般广阔深厚,气势充沛;而又波澜横生,不拘常格,往往出人逆料。这是他“气盛言宜”论文主张的实践。韩文的风格特征,富于变化是说韩文构思章法,奇诡多变,文无定式,篇无定局,句无定法,完全依据叙事、说理、抒情的需要而“戛戛独创”。韩文的语言简练准确,鲜明生动。

11、苏辙的“养气”说。

答:苏辙论文提倡“养气”说。他继承孟子的“养气”和韩愈的“气盛言宜”的主张,强调养气对文章的重要作用。苏辙所说的“气”,指作者的思想修养、精神状态,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气势。“气”不是先天赋予的,而是靠后天培养的。养气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加强内心修养,二是增加阅历和见识。

12、归有光散文的特色。

答:归有光的散文,从内容上看,大多记一些日常生活琐事,并无惊人的**、曲折的过程,但由于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,以小见大,于细微毫末处寄寓情意,给人的印象就异常深刻。从艺术上看,他善于即事抒情,用朴素简练的文笔剪辑刻划一些日常生活的断片,以寄托情感和理想,纡徐平淡,娓娓而谈,如叙家常,亲切动人,正所谓“无意于感人,而欢愉惨恻之思,溢于言语之外。”

三、论述题

1、试述我国古代散文的萌芽。

答:散文的产生是和文字的发展分不开的。现在所见到的早的记录语言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,距今约三千多年。这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。而周代金文及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中的记事记言文字比甲骨文更完整,并有某些生动的形象描写,这代表了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。先秦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,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2、《战国策》的思想倾向。

答:《战国策》的思想,不同于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,对传统思想有很大突破,其思想内容有了新的特征:它虽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,对统治阶级的残暴、荒*有所揭露,对有正义感、有远见卓识能济困扶危的高人义士给予热情歌颂,但它的主要思想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,表现出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所完全没有的新思想,如不讲天道鬼神,不讲尊卑上下,不讲君臣之义,不讲忠孝仁义,而崇尚计谋,追求富贵利达,纵横之势,长短之术,诡谲之计,诈伪之谋充溢全书。就总体而言,主要反映了鲜明的纵横家思想。

3、《庄子》的艺术特色。

答:《庄子》散文不朽的艺术魅力,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恢诡谲怪的艺术形象。这些艺术形象在《庄子》中层现叠出,令人于惊奇骇怪中获得非凡的审美享受,其真实思想往往不露痕迹地寄寓于千奇百怪的形象之中。诸如:奇大无比的鲲鹏、吸风饮露的神人、似有若无的罔两与景、形体残缺的支离疏、七窍皆无的浑沌、侃侃而谈的髑髅、望洋兴叹的河伯、其圆五尺的神龟……如此光怪陆离的形象纷至沓来,美不胜收。例如脍炙人口的“触蛮之争”:在一对微不足道的小小蜗角上,居然幻化出宏阔悲壮的战争场面。这显然是讽刺当时诸侯力战争雄、兵革不休的现实。通过这样的形象描绘,把读者引进了一个超时间、空间,不辨上下古今的艺术境界。这正是《庄子》特异的魅力之所在,也是他高于晚周诸子的一大艺术成就。《庄子》散文的辉煌艺术成就,鲁迅说是“晚周诸子之作,莫能先也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其实,即使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,也可说是罕有其匹。它那意出尘外的构思,超群绝俗的想象,美妙奇幻的意境,汪洋恣肆的文风,不仅前所未有,而且后所难及。它开辟了散文艺术的新境界,促进了文学自身的新飞跃。

4、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。

答:在**思想方面,排斥了佛老,加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;在文学方面,对文体、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了革新,确立了一种切合实际,便于表情达意的新散文,缩小了骈文的应用范围,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性散文,并由此促进了其它文学形式如传奇、变文的发展;在影响方面,对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、明代的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、清代桐城派的散文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5、韩愈的古文理论。

答:文以载道;不平则鸣;气盛言宜;陈言务去、词必己出;不专一能、怪怪奇奇。

6、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的艺术特点。

答:大的特色是议论与叙事紧密结合。前半部分侧重议论,针对污蔑许远的谬论进行驳斥,在驳斥中补叙许远的事迹。后半部分侧重叙事,着重记叙南霁云的动人事迹,并补叙了张巡、许远的一些轶事。前者之议论为后者叙事之“纲领”,后者之叙事是为前者之议论提供事实佐证。其次是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突生动,光彩照人。再次,本文气势充沛,**饱满,无论叙事抒情,作者的主观感**彩均极为浓厚,饱含其对英雄的信任与景仰。

7、柳宗元散文的成就。

答:柳宗元的散文大致可分为论说、传记、寓言、游记、骚赋五类。

柳宗元的论说文,多用于阐述他的哲学观点和政见。中心明确,论证严密,条理清晰,辩论雄俊,富于说服力,是作者政论散文的典范之作。柳宗元的传记文,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。其传主多为社会下层人物或清正廉洁的官吏。柳宗元首先从暴露现实、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,从而选择其重要的**,加以适当的剪裁,有时还在其人其事的基础上,进行夸张和虚构,因而有的传记文既类似寓言又类似小说。柳宗元的寓言,继承了先秦诸子寓言短小精悍,寓哲理于形象的传统,并有所发展。这些寓言,造意新奇,讽喻生动,幽默犀利。由于柳宗元的大量创作,寓言才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。柳宗元是寓言文学的完成者,他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柳宗元散文中见精彩的部分是山水游记,共有二十多篇,大多写于被贬永州之后,以"永州八记”负盛名,成为游记文学的千古绝唱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突破了前人对景物作客观摹写的传统旧习,倾注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,抒其愤,写其爱,把山水游记创作推向了高峰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只是模山范水,而是借物写心,写山水而寓以牢骚。这样的写法,和南北朝的山水文字明显不同。柳宗元的骚体辞赋,一类是赋体之文,一类是文体之赋,实则都是讽刺时世或抒发哀怨悲愤的杂文杂感。由于他的志向人品和思想遭际都与屈原有相通之处,所以深得楚骚精髓,写来没有丝毫模拟和造作。

8、苏轼散文的风格。

答:苏轼的散文具有雄健奔放、挥洒自如的风格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而出”,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”,“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。他的论说文,引证史实,指斥时弊,写得明晰透辟,气势磅礴,雄辩滔滔。其他文章写得自由随便,自然流畅,随手拈来,信笔挥洒,言简意明,饶多意趣。真所谓如行云流水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。苏轼散文中的随笔、书札、杂说,有时大笔挥洒,妙趣横生;有时淡淡几笔,描绘出了一种新的境界。在文章风格上,苏轼崇尚自然,反对雕琢。

怎样理解"赋”这种文学形式

在中国文学史上,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,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,特别是汉赋,从题材、体裁、表现方式、审美形式上,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,所以,从《文选》开始,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。但是,什么是赋,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,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,赋是什么,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,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,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20世纪以来,研究赋文学的人,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。有学者在诗歌、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。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,曾经发表了《赋到底是什么?是诗还是散文》的文章。到了20世纪末,赵敏俐著《汉代诗歌史论》,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。另一方面,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,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、汉魏赋体文学选本,甚至包括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,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“赋”的作品,如七体、对问体文学,都列入赋文体中。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《全汉赋》,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,故比《文选》及清人陈元龙所撰《历代赋汇》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。

毫无疑问,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,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。但是,客观上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上述观点,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,并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。

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,始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班固云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,以屈原作品为赋,以为荀子、屈原都是“作赋以风”。无论班固之“赋”所指是不是文体,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、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。所以,近人骆鸿凯先生《文选学·体式》认为“赋辞通称,辞为大名,赋为小名,其来已旧”。

不过,我们也注意到,在班固之前,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:“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”司马迁的这一段话,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“辞”和“赋”二者,并且告诉我们,“辞”和“赋”是两个既互相联系,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,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喜欢“辞”,而其成名却是“赋”;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,他们在**上虽不能“直谏”,但在艺术上的“从容辞令”,与屈原并无不同。拙文《论宋玉唐勒景差“好辞而以赋见称”》对此作了辨析,认为楚辞是诗,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。

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,但是,赋和楚辞不同,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,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云“逮楚国讽怨,则《离骚》为刺”,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。而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则说:“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、宋玉《风》《钓》,爰锡名号,与诗画境,六义附庸,蔚成大国。”如此,则刘勰明确表示,赋肇始自荀子、宋玉,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。当然,屈原的作品,特别是《卜居》、《渔夫》,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,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,这也是不容否认的。(参看拙著《战国文学史》第六章,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)

20世纪以来,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,认为自枚乘《七发》,然后才有大赋,而宋玉的赋不可靠。到了20世纪末,随着《唐革赋》的发现,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,那么,赋文体的起源,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、与诗画境的荀况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等《赋篇》,以及宋玉《风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等作品中来。

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:“赋者,铺也;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也。”刘勰的这个论述,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。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,是从《诗经》六义发展来的,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,班固所谓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,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,雍拥揄扬,著于后嗣,抑以雅颂之亚也”(《文选·两都赋序》)。考察荀子、宋玉赋,我们发现,司马相如、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,在荀子、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:首先,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,而且,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《诗经》传统,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;其次,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。第三,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。第四,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。

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,又由于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,所以,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,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。但是,赋体文学的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《诗经》,从班固、刘勰,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,这是有道理的,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,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《诗经》的联系,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。

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,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,而这种影响,也许是互动的关系。日人铃木虎雄《赋史大要》以为“赋颂通名”,近人刘永济先生《十四朝文学要略·赋家之旁衍》云“赋或与箴颂合流”,“或将论说同驾”。案扬雄《酒赋》,又名《九箴》,马融《长笛赋》,又称《长笛颂》,王褒《洞箫赋》,又称《洞箫颂》,项安世《家说》云贾谊之《过秦论》、陆机之《辩亡论》,“皆赋体也”,刘永济先生认为《文选》设论一目,即《答客难》、《答宾戏》、《解嘲》之文,“故赋家之滥觞”。这样的观点,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,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,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,那就是有害的了。因为箴、颂、论等问题,与赋的功能划分,应该是非常清楚的,所以,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诗辩》云:“《答客》、《解嘲》兴,文辞之繁,赋之末流尔。”至于以宋玉《对楚王问》为代表的对问体,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,而以枚乘《七发》为代表的七体,与对问体一脉相承,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把它归入杂文之中,应该是很准确的。

要之,今天研究赋文学,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,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,但是,对于赋的外延,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,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,重新回到《文选》和《历代赋汇》所确定的范围中,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。

怎样写赋

赋,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,其特点是“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”,侧重于写景,借景抒情。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,其远不及诗词、散文、小说那样脍炙人口。但在古代,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,从曹丕的“诗赋欲丽”和陆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”可窥端倪。赋萌生于战国,兴盛于汉唐,衰于宋元明清。在汉唐时期,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,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。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,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。《史记》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,《汉书》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。后人因推尊《史》、《汉》,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。赋是汉代具代表性,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。它是在远承《诗经》赋颂传统,近《楚辞》的基础上,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,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。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,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。赋的来源“赋”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。在汉文帝时“诗”已设立博士,成为经学。在这种背景下,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。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,若用“歌”称也名不正言不顺。于是,司马迁就选择“辞”与“赋”这两个名称。不过,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“辞”来命名,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。而把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作品称为“赋”。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。而后,到西汉末年,文人们就常以“赋”名篇自己的作品了。“赋”的名称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《赋篇》。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,而赋却不能歌唱,只能朗诵。它外形似散文,内部又有诗的韵律,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。赋是介于诗、文之间的边缘文体,在两者之间,赋又更近于诗体。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,赋近于诗而远于文,从主题上看,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,多为“悲士不遇”。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,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,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。屈原的《招魂》全篇的铺张夸饰,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。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,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。骚体赋,多采用楚辞的“香草美人”的比兴手法,也常继用了楚辞的“引类譬喻”手法。赋与诗的盘根错节,互相影响从“赋”字的形成就已开始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,更出现了诗、赋合流的现象。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,一般来说,诗大多为情而造文,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。诗以抒**感为重,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。清人刘熙载说:“赋别于诗者,诗辞情少而声情多,赋声情少而辞情多。”汉赋的体式即骚体赋、汉大赋和抒情小赋。从赋的结构、语言方面看,散体、七体、设论体、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,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。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,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。骚体赋是赋体文学兴盛的开端,是从先秦时期到汉高祖时,继承了楚辞的特点,依旧使用“兮”字,枚乘的《七发》奠定了赋体文学的基础。散体大赋产生于赋体文学的发展时期,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登基之前,这段时间的赋体文学风格以雄大壮阔为主,因而又被称为“散体大赋”,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从汉武帝登基到东汉时期,这段时期是赋体文学的成熟期,作品以抒情为主,代表作品有江淹的《恨赋》和《别赋》赋的特点一、语句上以四、六字句为主,句式错落有致并追求骈偶;二、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;三、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。四:内容上侧重于写景,借景抒情。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。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,发展到中唐,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,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,不讲骈偶、音律,句式参差,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,叫做“文赋”。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,骈比起于东汉,成熟于南北朝。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,是汉代文人的常习。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。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《芜城赋》、谢惠连的《雪赋》及谢庄的《月赋》等。赋,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,经历了骚赋、汉赋、骈赋、律赋、文赋几个阶段。如果你要学着写赋,我建议你还是完全按照古体要求来写为好,这样才会知道自己在语言运用上面的不足之处,便于自己进步。我不会写赋,但是也写过一些古诗词,我觉得你不妨从诗词上面起步,因为赋说白了,就是长短句结合,关键是要言之有物,你从古诗词开始,先学会凝练语言,然后提炼自己的中心思想,再转到赋上面就容易些。毕竟很多会写赋的人都是诗词翘楚,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你。